十月二日,下午两点四十。

辛特拉山道,能见度不到二十米。

旧有轨电车终点站再往上,是一排老房子,墙皮长满青苔,门牌号早看不清了。

石阶上站着一个人。

深色大衣,没打伞,雾在他肩上结成一层细水珠。

左手插在口袋里。

“温小姐。”

低哑,像烟抽坏了的嗓子。

温梨在离他六级台阶的地方停住。

“邵总监。”她说,“您比我们早三十个钟头到,结果也是站在这儿。”

“我不着急。”邵国栋说,“你才着急。”

他右手从怀里摸出一只小瓶,深褐色玻璃,五毫升。

《北窗》。

“这个,我出了三万欧。”

“老先生一开始不卖。后来他知道税务局会去第三次。”

“还有一支,他藏起来了。我没找着。”

他把小瓶举在手里,不高不低。

“我不砸它。砸了不值钱。”

“我要拿它跟你换。”

“换什么。”

“柒号那一套。”他说,“完整的方子,和西楼底下起出来的那五本。”

“你交出来,我今天就下山。人,我不找了。”

雾从他们中间慢慢过去。

温梨忽然笑了一下。

“二十四年前,有人也是这么问我妈的。”

“她那天在工作日志上写了一句话。”

“她说:想要,就让上面自己来跟我讲。”

“我今天跟您说一样的。”

邵国栋的脸没什么变化。

他往前挪了半级台阶。

石阶上方的雾里,有人下来了。

傅斯年一直走到温梨身侧才停,雨水从他大衣的下摆一路往下滴。

他没有看邵国栋的手。

他说三件事。

“第一,举报封店那家贸易公司,今天上午被葡萄牙检方列入洗钱调查。设立它的那家律所昨天下午已经把委托方交出去了。”

“第二,九月十日车里那段录音,加上顾廷章的笔录、基站记录、你左手那份工伤档案,国内立案的材料已经够了。今天上午十点,材料递上去了。”

“第三。”

他停了半秒。

“你的护照今天早上被限制了。”

“你回不去。”

雾里静得能听见水从叶子上滴下来的声音。

邵国栋站着没动。

站了很久。

然后他把那只小瓶放进口袋,掏出手机。

他拨了一个号。

按了免提。

温梨一动不动。

她知道他在做什么。他要请示。

跟了二十四年的人,到这个时候,本能是往上找那个替他做决定的人。

电话响了四声,通了。

“喂。”

那个声音温梨认得。凤宅里没有过的那种温吞,决赛之夜荣誉主席身侧第一席上的那种温吞。

“凤总。”邵国栋说,“人还没找到。”

那边沉默了两秒。

“找到了没有?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找不到就算了。”

“她病成那样,山上雾大。”

“老太太自己走丢的事,年年都有。”

“你听懂了没有。”

雾里没有一点声音。

邵国栋低头看着手机屏幕。

他笑了一下,那笑很短,像是骨头缝里挤出来的。

“凤总。”

“你终于自己讲了。”

他挂了电话。

他把手机放在石阶上,然后把左手从口袋里拿出来,两只手都举起来。

那只手上,小指少了半截。

三米外的雾里走出两名葡萄牙司法警察,身上的执法记录仪红灯一直亮着。

陈默站在他们旁边,手里那台也亮着。

从他拨号那一刻起,就没有关过。

邵国栋没有挣扎。

他被带下石阶的时候,回过头,看着温梨。

“二〇〇二年三月十九号,去找你妈的那个人。”

“不是我。”

“我那天在门口站着。”

“我连他的脸都没敢抬头看。”

雾散开了一线。

山道尽头,最后一栋老房子。

门开着。

里面亮着一盏很小的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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