信封里有三样东西。

一页从账册上撕下来的纸,一张便条,还有一小片试香纸,夹在中间。

账页是横格的,泛黄,手写,用的是那种老式墨水笔,字迹一年比一年抖。

最上面一行,温梨一眼就认出来了。

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一日。苏先生。《北窗》。八千二百欧。现金。备注栏三个字符:C.S.

底下还有十行。

不是卖,是买。

“同一款基料。”温梨的手指一行一行往下滑,“老雪松,固定的规格,每次都是二百五十毫升。”

二〇一九年五月。二〇二〇年三月。二〇二一年三月。二〇二二年、二三年、二四年、二五年……

最后一笔:今年六月十四日。

每一笔都是现金。签名栏全部空着。备注栏只有两个葡萄牙文单词。

“a rapariga。”玛尔塔念出来,“那个姑娘。”

温梨慢慢抬起头。

“她还在调香。”

“她这七年一直在买同一味料。”

“她人在葡萄牙。”

今年六月十四日那一行下面,佩德罗多写了一句小字,墨色比上面的深。

玛尔塔凑近看了很久,才念出来。

“她说,老师换地方了。”

便条是英文,老式的写法,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敲出来的那种慢。

“Nine先生或者女士:你问过我一个问题,现在我先回答你另一个。

你会奇怪,为什么我给’苏先生’免了授权签名。

因为从二〇〇八年起,每年三月十一日,我都会收到一张从葡萄牙境内寄出的方子。署名苏先生,不留地址,不留电话,只有一个条件:不要写她的名字。

一共六张。我全买了,一张也没卖。

所以二〇一九年那个姑娘进门的时候,我第一眼就认得那个笔迹。

那六张方子的抬头都是中文。我不认识,可我照着描过。

我没有把它们放进这封信里。万一这封信落到别人手上呢。

它们在店里。你知道我把重要的东西放在哪儿——一个做了四十年方子生意的人,不会把东西放在保险柜里。

今天我要去税务局第三次。

如果我回不来,店里的东西都是你的。

你还欠我一个答案。“

落款只有一个名字:佩德罗。

屋里没有人说话。

老夫人把手压在那张便条上,压了很久。

“二〇〇八年。”她说,“她把梨儿送走的第二年。”

“她一年寄一张。”

“寄了六年。”

温梨算了一下,喉咙发紧。

二〇〇八到二〇一三。第七年,也就是二〇一四,断了。

那年秋天,母亲留下三句话,不见了。

“她那六年在平洲。”老夫人说,“寄一张方子,换一年的钱。”

“她把钱打到温家,给你。”

“她自己吃什么,我不敢想。”

“三月十一日。”傅斯年忽然说,“六年,同一天。”

“那是什么日子。”

没有人答得上来。

温梨把最后那片试香纸夹出来。

很小,一指宽,边缘剪得整整齐齐。

她凑到鼻子底下,只闻了一秒。

“不是我妈。”

老夫人猛地看过来。

“同一套手法。”温梨说得很快,“晒过的棉布打底,老白茶收在中间,尾巴上还是冷梨——料没错,顺序也没错。”

“可她下手重了两分。”

“我妈的甜是喂出来的,一滴一滴。这个人是倒出来的。”

她把纸放下,轻轻说:“这是我妈教出来的手。”

“教得很好。教了很多年。”

“但不是她自己的手。”

她说完这句,眼睛才红了一下,一下就压回去了。

傅斯年伸手把那片纸翻过来。

背面有字。

铅笔,很方,很慢,一笔一顿,像写字的人已经很久没写中文,每一笔都要在心里先描一遍。

只有八个字。

“别再往前走了。我求你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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