九月三十,清晨六点。

太阳门观景台上没有人。河面上压着一层雾,对岸只剩几个灰影子。

分寸是昨天夜里谈好的。

傅斯年坐在两百米外的一段石阶上,手边一杯没动过的咖啡。老夫人在车里。陈默的人散在四个路口,不进来。

“我一个人上去。”温梨说。

“我在你回头能看见的地方。”傅斯年说。

六点零四分,那个人从下面的石阶上来。

灰外套,旧帆布包,头发在脑后随手挽了一下。不到三十岁。

她走到离温梨三步远的地方停住,不再往前。

“你六岁进福利院的时候,”她开口了,很慢,像每一个字都要先在心里找一遍,“身上带了什么。”

温梨说:“一件红毛衣,洗得发白了。”

“袖口上绣了一枝梨花,针脚很糙,绣错了一针又拆过。”

“还有半页烧过的纸,缝在毛衣夹层里。”

那个人的眼圈一下子红了。

“红毛衣。”她说,“老师说过。”

“她说她那年冬天织坏了三件,第四件才敢给你穿。”

雾从河面上一层一层往上爬。

“我姓陈。”她说。

“苏是老师给的。”

“她说她自己也换过姓,换姓不丢人,不认自己才丢人。”

陈苏。C. S.。

“二〇一五年冬天,我十八岁。”她的声音一直很平,“护照在别人手里,我在一家药房门口发烧,烧到走不动路。”

“老师买完药出来,把我带回去了。”

“她教了我十年。只立过一条规矩:不许问对方从哪里来。”

“我问过一次。她说,你要是想说,你自己会说。”

“我到今天没说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现在告诉我。”温梨问。

陈苏想了很久。

“因为你六岁那年身上带的东西,只有老师知道。”

“我问过温若一次。她答不上来。”

“你答上来了。”

温梨看着她。

十年。天天在跟前的十年。

那点酸涌上来,她压住了。

“这五年,来问老师的人有六拨。”陈苏说,“四拨是买方子的。”

“另外两拨不是。”

“去年冬天有人在楼下站了三个晚上。老师连夜搬了一次家。”

“我一年替她搬三次。她的东西一年比一年少,现在两只箱子就装完了。”

“所以她说别来。”她终于抬起眼,“你一动身,他们就有了方向。”

“你今天站在这儿,他们已经知道往哪儿找了。”

温梨点了点头。

“你说得对。”

“可是陈苏,我问你一句。”

“我妈教了你十年。你替她跑腿、替她买药、替她卖方子,连名字都替她签。”

“这十年里,你有没有替她做过一件她不许你做的事。”

雾里安静了很久。

“我今天来,就是做这件事的。”温梨说。

“她说别来,我来了。”

“她说别找,我找了。”

“她要骂我,我站着让她骂。可她得先站到我面前。”

“她说她很好——她的中调压得那么重,尾调断在一半,我隔着一万公里都闻得出来她的手抖成什么样。”

“她这辈子骗过很多人,只有骗我这次骗得最难看。”

陈苏低下头。

肩膀抖了一下,又一下。

她抬手,用袖子在脸上一抹,动作很快,像是不想让人看见。

那一下抬腕的时候,腕子内侧朝上。

三下里的第二下。

温梨的眼泪毫无预兆地掉了下来。

不是因为委屈。

是因为她终于亲眼看见,母亲教一个人的时候,是什么样子。

“你昨天为什么给我留瓶子。”温梨问。

陈苏没有立刻答。

雾散开一点,河对岸的灯一盏一盏灭了。

“我昨天夜里回去。”她说。

“门开着。”

“窗台上的瓶子倒了。”

“老师不见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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