九月二十四,上午十点,京市公证处三楼。

五本配方笺原册躺在防潮箱里,封条是十天前贴上去的。

拆封不是撕,是程序。

公证员核对封条编号,律师签字,两台摄像机从两个角度开着,文书鉴定人戴上手套,把第三本抽出来。

二〇〇〇年那一本。硬壳,深蓝,书角磨得发白。

“封底比封面厚一点二毫米。”鉴定人说。

他用一把极薄的刀,沿着裱边一分一分地起。

温梨一眼都没眨。她听见自己的心跳撞在耳朵里。

夹层里有两张纸。

第一张是桑皮纸,对折,展开有半张桌子那么大。

满满一页,一笔一画,全是方子。

“柒。”温梨念出抬头,嗓子干得像纸,“完整的。”

七味料,每一味都标了产地、年份、克数,连“梅雨天减半滴”这种话都写在旁边。

最后一行,字更小:“第七味,冷梨。此味不入厂档。”

温梨的指尖停在那四个字上,停了很久。

冷梨。

她这些年做的每一支香,尾调那一点甜,都是这一味。

《雾中月》有,《鹤栖》有,《点灯人》有,《回信》也有。

她一直以为那是自己摸索出来的手法。

“她十七岁。”老夫人的声音在旁边响起来,“把自己的生日编成号,再把自己藏进方子里。”

“她把自己整个人做成了一支香。”

第二张纸更薄,几乎是透的。

铅笔字,三行。

落款:二〇〇二年三月十九日,夜。

比工作日志末页那三行,晚了几个钟头。

“今天来的人,不是厂里的。”

“他不姓凤。可他知道柒号是七月初七。”

“厂里知道这件事的,只有三个人。我,我妈,人事科老周。”

没有第四行。

公证员把两张纸分别拍照、编号、重新封存。全程温梨只碰过一次,还戴着手套。

摘手套的时候她发现掌心全是汗。

“外婆。”

老夫人没应。

老太太的脸色不对。一只手压在拐杖头上,指节发白。

“人事科的老周,现在在哪儿。”

老夫人过了很久才开口。

“周德昌。管厂里的档案和人事,做了十九年。”

“我女儿出事那年,是他去派出所送的材料。”

“第二年开春,人在城南那条河里捞上来的。”

“结论是失足。”

屋里静了一下。

傅斯年低头看了一眼腕上的表,把两个字压得很轻:“二〇〇三。”

出了公证处,车往机场高速上拐。傅斯年把接下来这些天的活拆成三份派下去。

第一份是顾廷章。四个人,二十四小时,老爷子昨天已经从平洲老城搬进城郊一处带院子的房子,门口有人,厨房也有人。

老爷子只提了一个条件。

“他要带那套茶具。”陈默在电话里说,“他说别的都能不要,茶具得跟他走。”

温梨笑了一下,眼睛却热。

第二份是异议案。老夫人的代理律师留守京市。宣告死亡的公告期还剩三十二天;区文旅局那份查勘通知十月五日到期,得赶在到期前把工业遗产的初评意见拿出来。

第三份是温若。录音已经移交,笔录做完。律师只报了一句话:“那边不用管了。”

“我们不在国内的这些天,”傅斯年说,“他们只会更方便。”

“那就让他们方便。”老夫人把拐杖往车底板上一顿,“人比楼要紧。”

“楼拆了还能立块碑。人没了,连碑上写什么都是他们说了算。”

车上高架的时候,陈默的电话第二次进来。

“爷。”

“说。”

“周德昌的人事档案在城南档案馆存着,纸质卷,一直没数字化。”

“三个月前,有人调过。”

温梨转过头。

“调卷登记上写的事由是——”陈默停了半秒。

“’工伤复核’。”

“签的名字,邵国栋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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