九月十八,上午九点半。

凤老夫人以母亲的身份,向法院递交了对宣告凤栖梧死亡一案的异议。

随件三份: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一日跨境成交记录、司法笔迹鉴定意见书、栖梧地下调香室五本配方笺原册的保全公证书。

法官只问了一句:境外那笔交易,买方能不能出具书面说明。

代理律师答:正在办。

出了法院大门,老夫人站在台阶上,把拐杖往地上一顿。

“三十八天。”她说。

温梨那天夜里给温若纸条上那个邮箱发了信。

她只写了三行:我是《回信》的作者。你上个月在京市问过一个六岁进福利院的女孩。我就是那个女孩。

发出去之后,石沉大海。

第二天没有回音。第三天也没有。

九月二十日下午三点十一分,佩德罗的邮件来了。

正文很长,老式的英文,句子拖得很慢,像一个不习惯打字的人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敲出来的。

奥利弗抢着做了翻译,还在开头加了三个感叹号。

温梨把感叹号删了,一行一行读下去。

“二〇一九年三月的一个上午,店里进来一位中国姑娘。

不到三十岁,穿灰色外套,拎一个很旧的帆布包。

她说:我替我老师送方子来。

她不肯留名字。我按规矩要她在授权栏签字,她想了很久,用铅笔写了两个字母。

我问她老师是谁。她说,老师不让说。

我又问,为什么要卖。

她说:老师要买药。

这句话我记了七年。因为她说这句话的时候,眼睛是干的,声音也是平的,像早就说过很多遍。“

温梨的手指停在屏幕上。

买药。

“方子抬头有两个中文字。我不认识中文,我照着描下来了,附在附件里。”

温梨点开附件。

一张扫描图。老人用铅笔一笔一笔描的,笔画歪歪扭扭,但描得极认真。

两个字。

北窗。

“这份方子我照着调过三支。一支我自己留着,另外两支我谁也没卖。

Nine先生,或者女士——恕我冒昧——我做了四十年方子生意,我知道什么方子是从脑子里出来的,什么方子是从人身上出来的。

这一支是从人身上出来的。

如果你需要,我可以把我留的那一支寄给你,也可以去公证处出一份书面说明。

我一分钱不要。你只需要回答我一个问题:《回信》的尾调,那一点甜,为什么迟半拍。“

温梨看着那行字,眼眶一下子热了。

她抬手抹了一把,继续往下拉。

邮件最后附了一张照片。

店里的客人墙,二〇一九年春天,颜色已经发黄。

照片正中站着一个姑娘。灰外套,帆布包挂在肩上,侧着脸,笑得有点腼腆。

她手里捏着一张试香纸。

另一只手抬起来,停在半空,腕子内侧朝上——

那是一个动作的中间。

三下里的第二下。

温梨盯着那只手腕,一句话说不出来。

第二天上午,她把照片打印出来,送去了凤宅。

老夫人戴上老花镜,看了不到五秒。

“这是栖梧教的。”

老太太的手压在照片上,压得很稳。

“闻香前腕上试三下,是我教她的,我妈教我的。厂里的老师傅学过,学不会——他们是学,她是不知道自己在做。”

“这姑娘也不知道自己在做。”

“所以不是学的。”老夫人抬起眼,“是有人天天在她跟前做,做了很多年,她跟着做的。”

回程的车上,温梨一直看着窗外。

“她教了别人。”她忽然说,“教了很多年,天天在跟前的那种。”

“教我,隔了十九年,隔着一瓶香水。”

傅斯年握着方向盘,没有立刻接。

过了一个路口,他才开口。

“她教她,是为了让她替她跑腿买药。”

温梨的眼泪毫无预兆地掉下来。

“她也不是不想教你。”傅斯年说,“她是不敢。”

“她一教你,就得见你。”

温梨把脸埋进手里,肩膀一抽一抽的。

到家的时候陈默来了电话,汇报两件事。

第一件:二叔拿着恒宇二〇一九年那份变更备案,在董事会上讲了二十分钟,讲完老爷子问他“那家公司注册资本多少”,他答不上来。

第二件,陈默的语气变了。

“佩德罗先生刚补了一封信。”

“他说,上个星期还有人问过他同样的问题。”

温梨慢慢抬起头。

“中国人,说英语,很客气。”

“那人开价,要买他手上剩下的两支样香。”

“还要买——卖方的一切资料。”

“他自称是,凤家的人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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