九月二十六,上午九点。

阿尔法玛的巷子窄得只容两个人错身,石板路一路往上,墙上晾着别人家的床单。

Casa das Sete的招牌只有巴掌大,漆掉了一半,底下是一扇绿色卷帘门。

门上贴着黄色封条。

玛尔塔·索萨蹲下去看了两分钟,站起来,把老花镜推上额头。

“临时查封。事由是涉嫌未申报的跨境文化物品交易。”

“申请人是一家贸易公司。”

“这种举报在葡萄牙只要形式合规,就必须先封,再查。”

“解封要走听证。最快四十八小时。”

傅斯年问:“设立这家公司的律所,名字给我。”

玛尔塔抬眼看了他一下。

三个小时后,答案送到公寓餐桌上。

那家贸易公司三周前设立,注册资本一千欧,唯一股东是一家境外控股主体,而这家主体在过去两年只收过一类款项——凤氏慈善基金会的境外捐赠通道。

链条不长,但足够干净。

“在国内,他们叫走程序。”温梨说,“到这儿,他们还是走程序。”

“程序是好东西。”傅斯年把材料合上,“两边都能走。”

他让玛尔塔做两件事:一件是四十八小时后的解封听证,一件是把这家公司的设立文件送到葡萄牙检方的反洗钱部门。

“我不告他们封店。”他说,“我问他们钱从哪儿来。”

“封一家店要两张纸。”他把材料推给玛尔塔,“解释一笔钱要两年。”

玛尔塔笑了一声,把材料收进包里。

“傅先生,你在国内是做什么的?”

“修水管。”

律师看了他三秒,没再问。

温梨在旁边听着,忍不住看了他一眼。

这个人一句重话都没有,可她已经能听见对面的骨头在响。

隔壁是家咖啡馆,只有三张桌子。

老板娘阿梅利亚七十多岁,围裙洗得发白,一见他们就用力比划。

翻译还没开口,老太太自己先说了半天,末了指着卷帘门,眼睛红了。

“她说,前天早上,两个中国人和一个本地律师陪佩德罗先生上了车。”

“老先生上车前跟她说了一句话。”

温梨:“什么话。”

翻译顿了一下。

“’如果有中国人来找我,别给别的中国人。’”

“’给那个女的。’”

温梨的呼吸停了半拍。

阿梅利亚又比划起来,拉着他们往门口的墙走。

“她说,封店前一天,佩德罗先生把店里那面客人墙上的照片全撕了。”

“撕了一整天,一张一张撕。”

“只留了一张。”

“撕完他把一个信封投进了自己店门口的信箱,然后坐在她这儿喝了一杯咖啡,一句话没说。”

温梨看向那只信箱。

铸铁的,漆成绿色,钉在封条外面的墙上。锁孔已经生锈。

“钥匙。”傅斯年说。

阿梅利亚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串,挑出最小的那把,举起来。

“她说老先生每年八月去乡下,钥匙都留她这儿。”

“三十一年了。”

玛尔塔立刻按住了温梨的手。

“等一下。”

她打了两个电话,十五分钟后,一位当地公证员骑着摩托车赶到巷口,把摄像机架好。

“信箱在封条外,权属人明确授权,由持钥匙人开启,全程录像。”玛尔塔说,“这样拿出来的东西,能上法庭。”

温梨把手收回去,退开半步。

阿梅利亚把钥匙插进锁孔,拧了两下,才拧开。

信箱里只有一个东西。

一个牛皮纸信封,鼓鼓的,被雨气浸得有点软。

老太太把它捧出来,转身,越过公证员,越过律师,越过傅斯年,一直递到温梨面前。

信封封口上,有两个字。

用铅笔写的,横平竖直,一笔一笔描出来的,像不会写字的人照着描的。

中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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