九月二十五,上午八点,首都机场。

四个人,四只箱子。

老夫人的箱子最小,是只旧藤箱,箱角包着铜片,像从上个世纪直接拎过来的。

“里头装什么了?”温梨问。

“两件衣裳。”老夫人说,“一张照片。”

“还有我女儿十六岁进厂那年,发的第一副手套。”

登机广播响第二遍的时候,顾廷章的电话打进来。

老爷子中气不足,话却密。异议状的副本他昨夜又核了一遍,第三页第二段“利害关系人”那句表述得改,不然对方会揪着不放。

“改好了给我回话。”他说,“梨丫头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见着你妈,别哭。”

“你一哭,她就要哄你。她现在没那个力气。”

温梨捏着手机,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上了飞机,傅斯年把一叠纸推过来。

不住酒店。老城一栋公寓,已经租了三个月,业主是当地一位退休教师,合同上落的是帝国葡萄牙分公司一位员工的名字。

“住酒店要登记。”他说,“登记就有人看得见。”

律师是玛尔塔·索萨,五十四岁,做了二十年行政诉讼,专门跟税务和海关打架。翻译两名。当地安保四人,不带枪,只做贴身和路线。

“落地不去店里。”他说,“先看谁在看我们。”

温梨把那叠纸看完,靠回椅背上。

老夫人坐在她旁边,一直望着窗外。

“她小时候住北屋。”老太太忽然说,“窗底下有一棵梨树,是她姥姥种的。”

“她三岁就能爬上去。梨还青着她就摘,酸得直哭,哭完接着摘。”

“后来我给她熬梨膏,一熬熬一晚上。”

“她说这个味道最好闻,比香水好闻。”

温梨轻声问:“那年在厂里,您跟她说的最后一句是什么。”

老夫人沉默了很久。

“我说,你要是我凤家的女儿,就把方子交出来,自证清白。”

“当着二十几个人。”

“她那天穿一件蓝布褂子,站得笔直。她说:妈,我要交,拿什么自证?”

“她走的时候,我没有下台阶。”

飞机上的灯暗下来。傅斯年把一条毯子抖开,盖在温梨腿上,又把她耳机线上那个缠了半天的结解开。

老夫人斜眼看着,忽然开口。

“傅斯年。”

“在。”

“你那个修水管的活,一个月挣多少。”

温梨一口水呛在喉咙里。

“八千二。”傅斯年说得一点不含糊,“加班另算。”

“够养她吗。”

“够。”

老夫人点了点头,不再说话。

温梨把脸埋进毯子里,肩膀一抽一抽的,不知道是笑还是别的。

中途转机的时候,陈默的消息进来。

凤氏昨天下午向法院提交了补充材料,请求把公告期内的一切异议一并合并审查,又申请调取“失踪人最后居住地”证明。

“意思是,”傅斯年说,“他要把三十二天变成一次开庭。”

第二条,傅明礼在董事会上第二次提恒宇,要求列入年度专项审计。

老爷子只问了他一句:“那家公司在哪个区,你去过没有。”

他答不上来。

葡萄牙时间下午四点四十,飞机落在里斯本。

城的颜色一下子扑进来:黄墙、红瓦、白得晃眼的石板路,河面上一层薄薄的雾。

公寓在老城半山腰,四楼,没有电梯。

老夫人一级一级往上走,谁扶都不让。

傅斯年先上去开门。

门开了一半,他停住了。

门缝底下压着一个信封。

没有邮票,没有地址,什么字都没有。

温梨戴上手套,拆开。

里面只有一张试香纸。

她拿到鼻子底下。

一秒钟,她的脸色就变了。

“不是香。”

“烟草。皮革。一点铁锈。”

她把纸放下,声音很平。

“是烟味。”

“满车都是的那种烟味。”

“他知道我们住哪儿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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