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9章 一对匣子

七月二十三日，上午九点半。

专案组的会议室在三楼西头，长桌，十二把椅子。窗帘全拉开了，日头把桌面照得发白。

顾拾进门的时候，只有韦承光一个人。

“提前半小时。”韦承光说，“我想先跟你说几句，不进记录。”

“那我不听。”顾拾说。

韦承光笑起来，眼睛弯弯的。

“你跟你父亲一个脾气。”他往后靠了靠，“行。那就进记录。你要什么条件，一起说。”

“第一，公证员到场，全程录像，一式三份，一份留公证处。”

“可以。”

“第二，方岩同志在场，启封笔录由他签字。”

“应该的。”

“第三，林澈做记录。第四，我师父在门外。他不进来，也不看，我隔着门问他，他隔着门答。”

韦承光看了他一眼。

“都可以。”

顾拾抬起头。

“您一样都不驳。”

“我为什么要驳。”韦承光把两只手交叠放在桌上，“小拾，你到现在还以为我怕留下东西。恰恰相反——我这辈子最放心的地方，就是记录。”

“别信记录。”顾拾说。

会议室里安静了一瞬。

韦承光的表情没有变。

“那四个字是谁划的，我也想知道。”他说。

九点四十，顾拾问了第一个问题。

“您跟我父亲，是怎么认识的。”

“九七年。”韦承光说，“市里开一个协调会，讨论政法口的经费口子。你父亲坐在最后一排，一个银行的稽核，本来没他说话的份。”

他停了一下。

“散会前十分钟，他举手，说这份材料第三页算错了三万四千二。”

“全场都当他是找事。”韦承光说，“只有我笑了——我上午刚算过一遍，我也算出来三万四千二，我没敢说。”

顾拾没有接话。

“九九年技防改造，那个工程我在综合处管，从头管到尾。”韦承光说，“你别用今天的眼睛看那时候——九九年，全市法院的档案室是挂锁，看守所的监区门是插销。八百多万砸下去，江城的政法口第一次有了像样的门。”

“验收单我看过了。第一栏是您，第二栏是关鹤鸣，最下面那一条是我父亲。”

“那笔钱是干净的。”韦承光说，“进来干净，花出去也干净。我到今天都这么讲。”

“那后来呢。”

“后来就有了别的钱。”韦承光说，“你父亲发现的不是这条河，是从这条河上分出去的一条沟。这两样东西，在纸面上长得一模一样。”

顾拾把手指在桌下并拢了一下。

“表呢。”他说。

“表是二〇〇三年前后的事了。”韦承光说，“上海一位老师傅，一次订三块，内盖刻字，编号壹贰叁。”

“三块。”

“三个人。”韦承光说。

“第三个是谁。”

韦承光看着他，笑意很淡。

“等你把匣子打开。”

十点差十分，公证员到了，摄像机架起来。方岩坐在长桌另一头，林澈抱着那本深蓝色软面抄坐在窗边。

顾拾还有一个问题。

“二〇〇六年七月十二号凌晨，我母亲在书房把一个油布包交给了您。”

“我承认。”韦承光说。

摄像机的红灯闪着。

“她为什么给您。”

“因为除了我，没有人能把那个东西送出江城。”韦承光说，“那天夜里路上有三道口子，我是唯一能过的。”

“然后呢。”

“我开出去二十分钟，回头看，天那边红了。”韦承光说，“我掉头回去，到梧桐街的时候房子烧了一半，消防车在巷口进不来。”

顾拾把身体往前倾了半寸。

“您刚才在电话里说，这只匣子是我父亲留给您的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我父亲死在四点零七分。”顾拾说，“您那时候在路上。您是什么时候拿到这只匣子的。”

韦承光第一次停顿了。

时间不长，也就一口气。

“当天早上，五点四十五。”他说。

“那时候我父亲已经死了一个半钟头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匣子是谁交到您手上的。”

韦承光的手指在桌面上很轻地敲了一下。

“这个，”他说，“也等你把匣子打开。”

十点整。

两名工作人员把一个木箱抬进来，拆封，把里面的东西放在长桌正中。

一只樟木匣。

跟七月十日在公证处启封的那一只一模一样：尺寸、榫口、包角的铜皮，连木纹都像同一棵树上下来的。只是这一只颜色更深，深得发红——二十年的手汗。

顾拾隔着门问了一句。

“师父。”

“七弹子。”老宋在门外说。

“第七枚呢。”

“第七枚是死的。”老宋说，“关师兄这一路，最后一枚不吃钥匙。你硬转，里头有根丝要断；丝一断落下一片铜舌，夹层就合死了。东西不毁，可这辈子谁也别想再打开。”

“所以别用蛮力。”

“你入门第一天，我跟你说过两句话。”老宋在门外说，“第一句你记住了。”

“锁是给好人用的。”

“第二句你没记住。”

顾拾把新打的那把钥匙从绒布里取出来。圆芯，七道齿，铜色发亮。

“您说。”

门外静了一秒。

“开锁的时候，手要比锁软。”

韦承光看着这一切，一直没有说话。

等顾拾把钥匙握在手里，他才开口。

“小拾。”

顾拾抬头。

“我等你长大，”韦承光说，“等了二十年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