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周约林澈,在中院后街的茶摊。

老头儿把一只旧档案袋压在茶碗底下,先喝了半碗茶,才开口:“你要的东西,不在卷宗里。卷宗锁在省里,我够不着。我就想了个笨办法——卷宗会说谎,存根不会。”

“公函存根,收发登记,调卷单。这些破纸没人当回事。可当年跑的每一趟腿,都得在这些破纸上留个脚印。”

林澈抽出复印件。二〇〇六年八月,一纸《更正函》的存根:“7·12案卷宗笔误更正:幸存人顾某,年龄’六岁’系笔误,更正为’四岁’。另,重复登记户籍一宗,予以注销。”

经办人签名,小楷,端端正正:方岩。

一支笔,两行字。一个活着的孩子小了两岁,一个死去的孩子,从此没有存在过。

“方岩。”老周压低了声音,“你可以去问问你们韩支队。当年专案组里,他们俩,一间办公室。”

韩东来约在他自己的车里,停在江堤下面。他停职了——检查组进驻支队的第三天,“配合调查”。

“方岩。”他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,笑了笑,笑得没什么温度,“我就知道,早晚有人把这两个字,送到我面前来。”

“当年组里的内勤记录员,比我小两岁,最会来事的一个。领导的茶几时续水,案卷几点送检察院,他掐得比钟还准。7·12那五个月,局里、检察院、法院,三头的卷,全是他一个人跑的。”

“三命大案,不到五个月审完。”林澈说,“每一环,都得有一只手。”

“每一环,都是同一只手。”韩东来望着江面,“送卷的手。”

“还不止。”林澈从档案袋里再抽出一张薄纸——二〇〇六年十一月,开庭前十天,一份呈给省里的《情况专报》签发存根。拟稿人一栏,还是那两个字。

韩东来看了很久,忽然低低笑了一声:“我说当年怎么总觉得,组里的会还没开,上头的意思就先到了。”

“原来纪要,比会议先写好。”

“他现在在哪儿?”

“省公安厅,常务副厅长。”韩东来说,“下个月人事公示,再上一步,就进京了。他一走,那份卷宗,这辈子都不会再打开。”

车里静了半晌。

“韩支,”林澈问,“他,是不是就是那个雇主?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韩东来摇头,答得很诚实,“二十年前,他就是个二十六岁的小科员。科员指挥不动庭长,也养不起那样一家’清洁公司’。”

“他是只手套。”他说,“可手套摸过的地方,总会留下手的形状。”

当晚十点,佟小满打来电话,声音绷着,却不乱:“顾先生,今天来了两个’燃气公司’的,要进屋检查管道。工牌是新的,鞋是旧的,鞋底上沾着写字楼地库那种环氧漆。我爸教过我——看人,先看鞋。我没开门。”

“做得对。”顾拾说,“这几天铺子别开了,去亲戚家住。什么都别带走——他们要翻,就让他们翻一间干干净净的铺子。”

“东西今晚就挪。”

后半夜,六格底片换了地方。新的地方在哪儿,只进了两个人的脑子。

送林澈出门的时候,她在台阶上停了停。

“临走前,老韩还嘱咐了一句。”她说,“方岩当年在组里,有个外号。开案情会,物证照片都是他放幻灯。灯一关,全组人看着墙,只有他一个人,站在放映机后面。”

巷子里的风,把槐树叶吹得哗哗响。

“他们叫他——’放映员’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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