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1章 下面的话

会场安静得能听见摄像机的电流声。

韦承光把话筒往下压了一寸，压到自己嘴边的高度。

“刚才顾拾先生提了三个请求。”他说，“我一个一个答复。”

台下响起翻本子的声音，像一阵小雨。

“第一，顾念，二〇〇二年三月十七日生，二〇〇六年七月十二日死亡。责成市公安局三日内启动户籍补录，家属需要提交的材料，由专案组代为收集。”

“第二，’七·一二’案卷所载死者人数与事实不符。同意书面更正。更正后的卷宗重新装订，重新编号，重新封存。”

顾拾站在半步之外。

重新封存。

小许在西墙根说过的那几句话，一句一句在他耳朵里对上了号。

“第三，关于《更正函》。”韦承光说，“刚才方岩同志已经讲了。我补充一句——二十年前那份公文出了问题，不是一个二十六岁的科员的问题。是我们工作的问题。是我的问题。”

掌声起来了。

顾拾没有鼓掌。他看见第二排一个记者一边拍一边点头。

一句话，就把一个签字的人，稀释成了“我们”。

“下面我宣布一件事。”韦承光把两只手搭在讲台边上，“经省委政法委研究决定，即日起成立’七·一二’案复查专案组。组长，我兼。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，方岩同志。”

方岩站起来，欠了欠身，坐下。

“专案组只有一个任务。”韦承光说，“二十年前没查清楚的，查清楚；二十年前弄错了的，改回来。查到谁是谁，不看职务，不看退没退休。”

掌声比刚才更响。

“还有一件事。”

他等掌声落下去。

“今天下午，有一段跟本案有关的录音，会出现在几家媒体的手机里。有同志问我，要不要打个招呼。”

顾拾的手指在袖子里收紧了。

“我说不要。”韦承光说，“请大家播。播完了，欢迎来问我。”

后排有人笑了一声。那种如释重负的笑。

顾拾站在台上，很清楚地感觉到脚底下的地板在往后退。

他走了二十天。从福利院那张十六年没归还的借阅卡，走到公证处那三十六张白纸上的压痕；从关鹤鸣垫在纸下的复写纸，走到捐助簿上那个被蓝黑墨水涂死的“韦”字。他站到镜头前面，把弟弟的名字要了回来。

然后这个人上台，用四分钟，把他要回来的每一样东西，都接了过去。

名字要回来了——补录由专案组代办。

数字要改了——更正由专案组统一办。

卷宗要重新封存了——封在谁的柜子里。

录音随便播——播完了，解释的人还是他。

对方不是来堵他的。

对方是来收的。

主持人念完最后一项。散会。

记者围上来问感想。

“谢谢。”顾拾说。

只有两个字，谁也做不出标题。

人流往侧门涌。韦承光被三四个人簇着，经过顾拾身边的时候，脚步慢了半拍。

他没有转头。

“你母亲留给你的那些纸。”他的声音压得极低，低得像在跟自己说话，“三十六张。一张字也没有。”

顾拾没有动。

“我看过。”韦承光说。

他往前走了两步，又停下。

“你也看过了吧。”

然后他走了，一路跟人握手，笑起来眼睛弯弯的。

顾拾站在原地。

那三十六张纸是他唯一的时间差。母亲写字时按得极重，垫在底下的白纸留住了压痕；启封那天他让公证员把台灯压到贴着桌面拍照，才把压痕连同一切留了下来。他一直以为，敌方还没想到这一招。

原来对方早就想到了。

原来对方想到了，也没有销毁。

会场的灯一排一排地灭。方岩还坐在第一排，手里捏着那个装烟头的小铁盒。

顾拾走过去。

“他知道压痕。”

“他早就知道。”方岩说。

“知道，为什么不烧掉。”

方岩把铁盒扣上，发出很轻的一声响。他站起来，把椅子推回原位——散会推椅子，二十年的习惯。

“顾先生，”他说，“你有没有想过另一种可能。”

“您说。”

“那三十六张纸能留到今天，不是因为你手快。”

方岩把公文包夹到腋下。

“是有人一直留着它，等一个读得懂的人长大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