邵家在城西粮机厂宿舍,六层老楼,三楼东户。

书房朝北,三面墙钉着木格架,架上是一排一排的牛皮纸档案袋,每个袋口都用毛笔写着年份。桌上一把算盘,一个装满钢笔的笔筒,一本翻到七月的台历。

顾拾在门口站了半分钟。

他整理过很多种人的房间。这一种最好认——一辈子跟数字打交道的人,屋里所有东西都归位归得像一张表。

“我爸退休二十二年,”邵岚在他身后说,“这屋子二十二年没换过样。”

“您先去客厅坐。”顾拾说,“整理之前,我习惯一个人待一会儿。”

门关上。

他先看药。

倒出来六片,白色,圆的,一面有一道浅浅的分割线。

真的硝酸甘油片是舌下含的,小,脆,指甲一掐就碎,受潮就发黏。

他拿指甲掐了一下。

硬。

再掐,也不碎。

顾拾把六片药倒回瓶里,塞进证物袋。

然后他开始找那件“贴身”的东西。

不是钢笔筒里那十几支,是被单独放着的那一支。抽屉最上层,一个眼镜盒里,垫着一块绒布——一支很旧的英雄一〇〇,笔帽上有一圈牙印,深浅不一,咬了几十年。

老审计员想事情的时候咬笔帽。

顾拾把窗帘拉上,坐下来,一只一只摘掉了白手套。

指尖碰到笔身的一瞬间,屋子塌了下去。

——书房。夜里九点多。台灯是暖黄的,照着摊开的一本旧账。

对面沙发上坐着一个年轻人。浅色夹克,二十出头的样子,手里端着一杯水,一口没喝。他把杯子端得很规矩,两手捧着。

“邵科长,您这书房真安静。”年轻人说,“我们做适老化改造,最怕的就是老人住的楼道太吵。”

老人在说楼道扶手的事。他说三楼到四楼那一段的扶手松了,报了三次修。

年轻人说,我记下来了。

他没有拿本子。

老人忽然停住。

那种感觉顾拾在别人的回放里见过——像有人从背后把胸口整个攥住,慢慢往里收。

“你等等。”老人说。

他一手撑着桌子,另一手拉开右边第二个抽屉,摸出那个白底红字的小瓶,拧盖,倒出一片,塞到舌头底下。

然后他闭上眼睛,等。

顾拾知道他在等什么。含服的药化开以后,会有一股热从舌根往上冲,冲到太阳穴,涨得人想哭。老人吃了十几年,每次都等这一下。

没有。

嘴里是甜的。

一点点甜,像小孩吃的糖片。

老人睁开眼睛。

他抬起头,看着对面那个年轻人。

年轻人还端着那杯水,两手捧着,坐得笔直。

他没有站起来,没有走近,也没有碰任何一样东西。

“您歇会儿。”年轻人说。

老人没有喊,没有伸手够电话。

他做了三件事。

他从笔筒里抽出那支英雄一〇〇。

他把台历往后翻了一页。

他把笔横过来,压在那一页上。

然后是一段很慢的、往下沉的暗。

暗到最后,屋里只剩下一个声音:年轻人把水杯放回茶几,站起来,替他把台灯关了。

顾拾从椅子上滑下去半寸,扶住了桌沿。

鼻血滴在裤子上,两滴。

他坐了很久。

外面客厅传来邵岚接电话的声音,她在跟殡仪馆确认骨灰盒的尺寸。

顾拾用纸巾把鼻子按住,戴上手套,站起来。

他没有立刻去看台历。

他先把那杯水想了一遍:杯子在茶几上,一口没喝。指纹会有,可上门服务是登记过的,喝不喝水都解释得通。

他又把那句话想了一遍。

您歇会儿。

不是威胁,不是灭口台词,没有一个字能拿去做证据。一个人坐在你对面,看着你把没用的药含在舌头底下,然后请你好好歇着。

他们不投毒。

他们只是把救命的东西,换成看起来一样的东西。

跟卷宗一样。做局的人不造假,他们只裁剪。

顾拾走到桌前,把压在台历上的钢笔拿开。

翻开的那一页,是八月。

笔尖压出的凹痕正落在其中一格上。

八月十七日。

他愣了一下。

二〇〇六年八月十七日,方岩签下那份《关于“七·一二”案有关情况更正的函》。幸存人年龄六岁系笔误,更正为四岁;注销重复户籍一宗。

一个市审计局的退休老头,临死前最后一点力气,用来把日历翻到那一天。

顾拾把台历举到窗前,让光斜着擦过纸面。

那一格里有字。

铅笔写的,很轻,早就写上去了,写完还用橡皮蹭淡了一遍。

两个字。

到期。

他把台历合上,走出书房。

“邵老师。”

邵岚抬起头。

“您父亲有没有跟您说过,今年八月十七号有什么事。”

“没有。”她想了想,“我爸不过生日,也不记结婚纪念。八月十七号——那天什么都没有啊。”

顾拾把台历收进整理箱。

“对他来说有。”他说,“他等着那天呢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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