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月十日,上午九点。第一公证处的启封室开了灯,一台摄像机对着长桌,红点稳稳地亮着。

吴公证员做主办,姚淑娟受邀作见证人。老曹在门外走廊来回踱步。

第一关是信物。

顾拾把黄铜怀表放在绒布上。吴公证员戴上手套,打开表盖,和卷内那页二十年前的描述影印件逐字比对。

“表盖内侧刻字:赠 顾怀瑾。相符。”

第二关是身份。

他递出身份证。吴公证员看了一眼,笔停住了。

“顾先生……您的出生年月,登记的是二〇〇二年。”她抬头,神色为难,“按证件,您今年二十四周岁。条件第二项写的是年满二十六。”

启封室里静了下来。

老曹在门外一拳砸在墙上。

顾拾却笑了一下。他终于明白二十年前那份《更正函》真正的分量——把六岁改成四岁,抹掉的不只是一个弟弟的名字。

那两岁,是一把锁。锁的是这一扇门。

只要他“年纪不到”,这只匣子就永远轮不到他,而会在七月十二日那天,自动滑进另一个人手里。

“我能证明。”顾拾说。

他从包里拿出三样东西,一样一样摆在长桌上,像摆一副牌。

第一样,光艺照相馆二〇〇五年十月的胶片流水账翻拍件:“梧桐街顾宅,上门全家福,五口,大人三位,幼童两名,加洗六张。”

第二样,那张六根蜡烛的生日全家福,附一份民间鉴定意见:相纸系二〇〇五年至二〇〇六年间正常冲印之真品。

第三样,是老周从中院档案室存根里挖出来的复印件——二〇〇六年八月《更正函》:“幸存人年龄六岁,系笔误,更正为四岁。”

“这份公文,是他们改我年龄的证据。”顾拾把它推到吴公证员面前,声音很轻,“也是我原本登记为六岁的证据。改的人替我留了底。”

姚淑娟把三样东西看了很久,摘下老花镜,拿手帕慢慢擦。

“公证讲的是证据链。”老人开口,“照片、账目、公文,三头对得上。我建议受理,并在笔录里作补充说明。”

吴公证员上楼请示。十一分钟后,主任下来,在补充说明上签了字。

第三关,是副卷。

那是一只小小的牛皮纸封,火漆完好,压着二十年前的骑缝章。吴公证员当着摄像机拆开,取出一张巴掌大的纸条,念出上面唯一的一行字。

“申请人指定第三人:宋文山。”

启封室里没有人说话。

门外的老曹压低了声音,却压不住那句脏话。

“他失联三年,偏偏赶在期满前一个月回来。”老曹隔着门缝说,“顾拾,你听见没有——只要你今天不来,后天,东西就是他的。”

顾拾看着那行字,好一会儿,才把目光挪开。

“开匣。”他说。

樟木匣不大,像一本厚字典,四角包铜,表面一层温润的旧色。锁孔细得像针眼,是个圆的。

七个弹子。不做常规齿。要藏在一个每天都看得见、可谁也想不到的地方。

顾拾把怀表托在掌心,拧下上弦的表把。

表把连着的那根铜柄,末端不是光的。

七道深浅不一的细齿。

针尖插进圆孔,顺时针,三圈半。匣内传来一声极轻的、像叹气一样的响。

盖子开了。

里面只有三样东西。

一张全家福——加洗的六张里的一张,五口人,父亲腕上戴着那块表。

一封信。

一叠对折的白纸,三十六张,一个字也没有。

顾拾展开信。母亲的字迹又急又稳,落款是七月九日。

“怀瑾找到了桥。他要往上交,可上面也是他们的人。我不能等了。”

“我把账册三十七页拆开了。每一页,夹进一本书的书脊。三百一十七本,一起送去城南福利院——这座城里,只有那个地方,没人愿意去。”

“只有一本是真的。其余三百一十六本书脊里,是白纸。”

“书名写在照片背面。”

“不要托任何人替你去拿。知道东西在哪的人,都会死。”

信的最后一段,墨色更淡,像是搁了很久才写下去的。

“文山是我唯一敢托的人。所以我把领东西的资格给了他。”

“也正因为如此,我不能让他知道东西在哪里。”

顾拾拿起那张全家福,翻过来。

背面,一行铅笔小字,笔画很轻,像怕吵醒谁。

一千零一夜。

十六年前那个十岁的孩子,在同一天,把这本书从福利院抱走,再也没有还回去。

顾拾闭了一下眼。

“顾先生。”吴公证员轻声提醒,“启封程序已完成。物品……”

她的话没说完。

启封室的玻璃门外,走廊尽头,站着四个人。

最前面那个,一张平平无奇的脸,正隔着玻璃,朝他微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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