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许租的房子在城北,老纺织厂后面的六层楼,四〇三。

门没有锁。

顾拾推开门的一瞬间就知道来晚了。

屋子干净得不正常。地板刚拖过还没干透,冰箱门开着,插头拔了,里面擦得能照见人。

跟陆延家一模一样。

“照清单验收过的。”老曹在他后面说。

衣柜空的。书桌抽屉空的,连滑轨上的旧胶带都撕掉了。

只有床头柜上放着一样东西。

一个小塑料袋,装着七八颗糖。透明糖纸,橘子味,那种九十年代小卖部里论颗卖的老式水果糖,现在城里几乎买不到了。

西墙根那天下午,小许从口袋里摸出来的就是这种糖。他说,您坐,我给您带了糖。

顾拾摘掉右手的手套,又戴了回去。

他把糖袋拿起来。

袋子底下压着一个牛皮纸信封,四方,很薄。

信封里是一张纸。

薄,软,一面发乌。

复写纸。

老曹把窗帘拉上。顾拾取出那面小方镜——上一次用它,是在关鹤鸣家的台历底下。

复写纸背面留的是镜像字,一个字一个字从镜子里翻过来。

……我认得他是谁。他是——

顾拾的呼吸慢下来。

第一页在这里断了。第二页从这里接上。

——二〇〇五年冬天到我店里修表轴的那位。他把表放在柜台上,说这表是我兄弟那一对里的,走慢了。我修了两个钟头,他就在旁边站了两个钟头,一根烟没抽。

我问他,那另一块呢。

他说,在我兄弟手上。

我又问,还有一块呢。

他愣了一下。他说,那块不算。

我做了一辈子锁,我知道什么时候不该再问。

那天他不是一个人来的。

门口停着车,车里还坐着一个人,从头到尾没有下来。我给他开票的时候,车窗摇下来过一次,摇了一半又摇上去了。我隔着玻璃看见那只手。

右手。戴着手套。

那是五月天。

我这辈子给这座城开过三万把锁。我只怕过一双手。

到这里断了。

老曹把手里那支没点的烟捏扁了。

“三块表。”他说。

“三个人。”顾拾说,“验收单背面我父亲写的是’叁未签’。他早就知道有第三个。”

“第三个不签字。”老曹说。

“第三个不出面,不签字,不下车。”顾拾说,“二〇〇六年七月十五号那场会,他坐在最后一排,也没人给他倒水。”

信封里还有一样东西。

一张便条,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,铅笔字,写得很规矩。

顾先生:

西墙根那天我给您带的糖,是他给的。二〇一〇年夏天他给了您一块,我在台阶上等他走了,去地上找有没有掉一颗。后来他每年给我一袋。我留了十六年,一颗没吃。

这次我不留了。

那两张纸他让我处理掉。正页我烧了,火我看着灭的。复写纸我说也烧了。

我只做过这一件不听话的事。

还有一件事,我不敢写地方,怕写了您就非去不可。

他每个月十三号下午两点,一个人去一趟城北。司机送到路口就停,从路口进去他自己走,来回四十分钟。二十年了,一次没断过。

那条路方组长走过。您去问他,他记过。

顾拾把便条折好,放进内袋。

“这孩子。”老曹的声音有点哑。

“他没死。”顾拾说,“他要是死了,屋子不会擦这么干净。他们只是把他收进柜子里了。”

下午四点,市局地下停车场。

顾拾把那句话说完,方岩沉默了很久。

“我送过他两次。”他说,“〇八年一次,一二年一次。都是十三号。”

“什么地方。”

“城北大营路,往里三百米。路口进去是一片老家属院,六栋红砖楼。”方岩说,“门口那块牌子二十年没换过——江城技防工程处。”

顾拾站在原地没有动。

桥这头是钱,另一头是签字的人。而那六栋楼,就是那笔钱盖起来的。

“您在车里等了多久。”

“两次都是四十分钟。他回来手里什么都没拿,坐上车不说话。”方岩把车钥匙翻了个面,“有一次他跟我说了一句:人总要给自己留个能说实话的地方。”

顾拾的手机在这时候震了。

一个没有存过的号码。

第八次。

他接起来,把手机贴到耳朵上。

“小拾。”

那把声音不急不凶,像老朋友寒暄。

“今天晚了点,我刚开完会。”韦承光说,“明天上午十点,专案组做涉案物证集中启封,你来。程序上你是家属,你有权在场。”

顾拾没有说话。

“我这儿有一样东西,一直没往清单上写。”韦承光说,“一只樟木匣子。跟你从公证处领的那一只,一模一样。”

“锁是关师傅做的。”顾拾说。

“你师父跟你说了。”韦承光笑了一下,“那他有没有告诉你,这种锁撬不得。撬开了,里面的东西就没了。”

“您试过。”

“我等了二十年。”韦承光说,“我没试过。”

“这匣子哪儿来的。”

电话那头静了两秒。

“你父亲留给我的。”韦承光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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