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城市第一公证处,上午九点二十分。

小会议室的窗帘拉了一半。桌上一台摄像机,一盏可以压到贴着桌面的台灯,一把镊子,一副新手套。

吴公证员念完《保全证据申请》的编号,抬头:“可以开始了。”

姚淑娟坐在侧面,七十一岁的人,腰板挺得笔直。老宋站在门边没有坐。邵岚坐在最外面那把椅子上,两只手绞在一起。

顾拾用镊子把那张对折的纸夹起来,先拍正面,再拍背面,再把台灯压低贴着纸擦过去,拍第三遍。

然后他展开了它。

一张老式的三联单,最底下那一联,存根联,紫色的复写字迹,边缘已经发脆。

工程名称:江城市政法系统技防改造工程(一期)。

竣工日期: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日。

工程结算金额:捌佰壹拾贰万肆仟元整。

底下是三栏签字。

第一栏,建设单位:江城市政法委员会。经办人一格里,钢笔字写得很正,横平竖直——韦承光。

第二栏,施工单位:江城技防工程处。负责人——关鹤鸣。

第三栏,验收意见:合格。加盖公章两枚。

顾拾一栏一栏往下看。

看到最后一行的时候,他停住了。

那不是三栏。

单子的最下面,还有窄窄的一条,比上面几栏都小,印着六个字:资金复核(银行)。

那一格里也有名字。

江城市商业银行稽核室。

顾怀瑾。

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。

会议室里没有人说话。

摄像机的红灯在闪。

顾拾把镊子放下,两只戴着白手套的手平放在桌面上,一动不动。

他看过那张全家福,看过账册页背面母亲的铅笔字,看过三十六张白纸上父亲那半行“若我不在,查桥的另一头”。

他二十天里所有的力气,都用在往桥的另一头走。

现在他走到了。

另一头站着他父亲。

老宋从门边走过来,弯下腰,看了很久。

老人的手放在椅背上,指节发白。

“你父亲不是查桥的人。”老宋说。

顾拾没有抬头。

“他是造桥的人。”

邵岚不明白,小声问了一句这是什么意思。没有人回答她。

姚淑娟把红笔放下,摘了眼镜。

“顾先生,”她说,“我办了三十六年公证,见过太多这种签字。签字不等于同谋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顾拾说。

他的声音很平。

“我父亲是银行稽核。九九年那笔钱是财政拨的,走政法委的账,他在最后一栏复核,等于是替这笔钱点了头。”

他把台灯往自己这边挪了半寸。

“我一直以为,我父亲是从外面发现了这条河,再往里查,查到桥。”顾拾说,“不是。他本来就站在桥上。”

老宋没有作声。

“他复核过的那笔钱,后来长出了不该长的东西。”顾拾说,“他不能报案——他一报案,第一个进去的是他自己。他只能自己查,自己录,自己攒着。”

他停了一下。

“我母亲那句话,我也一直读错了。”

纸背上母亲那行急促的铅笔字:过手的人,腕上有和怀瑾一样的表。

“我一直以为她是在指凶手。”顾拾说,“她不是。她是在告诉我——过手的人跟你父亲戴着同一款表,你别指望能把他们两个分开算。”

姚淑娟叹了一口气。

老宋忽然开口:“顾拾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父亲请我做那个保险柜的时候,说过一句话。”老宋说,“他说,宋师傅,我要一个我自己后悔的时候打不开的柜子。”

顾拾很慢地眨了一下眼。

九点五十分,老曹的电话进来。

“审计局有人肯说话了。邵秉忠九九年是那个工程的主审。”老曹的声音有点喘,“二〇〇六年八月十七号,他往局里递过一份《关于技防改造工程审计有关情况的说明》。内容不知道,密封归档。可登记本上有一行:保管期限二十年。”

顾拾把台历那一格的两个字重新念了一遍。

到期。

“今年八月十七号。”他说。

“到期就按规定销毁。”老曹说,“老头等的就是那一天。他不是等谁来救他,他是在等自己那份东西被烧掉——烧掉之前,他得把手里另一份送出去。”

电话挂了。吴公证员开始做记录。

顾拾把那张验收单翻了过来。

背面是空白的。

他把台灯又压低了一点,让光几乎贴着纸走。

背面右下角有铅笔痕。写得极轻,写完还被人用手指抹过一遍,只剩下笔画的骨架。

三个字。

顾拾看了很久,才认出来。

叁未签。

字是父亲的。跟三十六张白纸上那半行“若我不在,查桥的另一头”,同一只手。

顾拾抬起头。

“师父。”

老宋走过来。

“关师傅说,表是一次订的两块,内盖刻编号,壹和贰。”顾拾说,“您见过的也是两块。”

“两块。”老宋说。

顾拾把台灯往那三个字上压过去。

“那这上面写的这个叁,”他说,“是谁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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