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十六天,下午。

一辆黑色老款轿车停在长盛门口,这一次挂了牌。

柳夫人自己走进来的。

一身黑,腕上翡翠镯子,五十来岁,脸上没有笑。

“陆先生。”

“那只汝窑水丞,委托人一栏我要填上。”

郑通递笔。她写得很慢,一笔一画,写完把身份证也推了过来。

“实名。”

“我姓柳,滨海人。以后谁问,你就照这张纸念。”

陆平川给她倒了茶。

“柳夫人,您那块牌子,是怎么来的?”

那只捧茶的手停了两秒。

“你问到点子上了。”

她把茶放下。

“一九九零年腊月,有人上门找我公公。”

“抬来一只樟木箱,说托他保管,一存三十年,不许开,不许问,不许挪出滨海。”

“我公公问:凭什么。”

“那人从袖子里摸出一块木头牌子,放在桌上。”

“’这是收条。’”

“’凭它,您以后在这城里,想拿的东西都能拿。’”

厅里静得很。

“我公公收下了。牌背面刻着一个字。”

“伍。”

陆平川的手指在桌沿上收紧了。

“箱子还在?”

“在我家保险库里,三十六年没开过。”

“箱上贴着一张纸签,写着一个编号。”

“不是一百零八号里头的。”

“是从壹到拾贰里的一个。”

“伍。”

沈青梧那句话在陆平川脑子里炸开——《沈氏藏器录》上册,第一到第十二号底下,没有名目,只有沈慎之的批注:此十二件不入箱,另托。

十二件另托之物。

十二块乌木牌。

十二席。

一块牌子对着一只箱子。

所谓阁老,所谓议席,所谓认牌不认人——

从头到尾,不过是十二张收条。

“每十年,牌主另得一块无字引牌,可以荐一个人进阁。”陆平川慢慢地说,“那不是恩典。”

“那是续期。”

柳夫人闭了一下眼。

“我在那间屋子里坐了十六年,今天才听见有人把这句话说出来。”

“上个月,我收到一封信。”

她从包里抽出一张纸,推过来。

左手小楷,四行。

“初九亥时。”

“箱携至。”

“启封,清点,交割。”

“逾时按失约论。”

“二十六年了,他从来没让我把箱子带出去过。”陆平川第一次看见这个女人的手在抖,“我这辈子没怕过谁。”

“上个月我怕了。”

陆平川把纸推回去。

“柳夫人,他要的是自愿。”

“这四个字是他的规矩,不是我编的。”

“您只要在长盛的保管协议上写一个字,箱子就是公开在册、待核的标的。”

“从写字那一刻起,谁也不能把它’交割’走。”

“他抢不了。”

柳夫人盯着他看了很久。

“你凭什么觉得他不敢抢?”

“因为他四十年没抢过一次。”陆平川说,“抢来的东西不认主——这是他自己说的。”

她笑了一声,很短。

然后拿起笔。

同一天,协查函的效力开始显现。

三楼那批“沈家旧藏”的持有人里,有两位主动找上门来了。

一位是做医药的老板,手里一件元代钧窑鼓钉洗,箱内编号柒拾贰;另一位干脆让秘书抬着东西直接进的大堂,编号伍拾捌。

魏九那晚在长盛丢的脸,他们都听说了。

他们更听说了:签一张保管协议,就从“买家”变成“配合调查的持有人”。

一个是要坐牢的身份,一个是能上电视的身份。

郑通把第三份协议锁进保险柜的时候,手都是烫的。

“陆总。三件了。”

“三件。”

三楼还有六件,加一只宣德炉。

傍晚,郑通拿着一张名单进来。

“十二席,我查了。”

“周老、江老、柳夫人、魏九、贺六不算——还有三席,二十年没在初九露过面。”

“我托人查了这三家。”

他把名单放到桌上,手指从上往下点。

“第一位,一九九八年秋天出差,再没回来,至今下落不明。”

“第二位,二零零三年在家中突发脑溢血,五十四岁。”

“第三位——”

郑通顿住了。

“二零零六年冬天,死在自己书房里。”

“三家人我都问了。”

“他们家里,都没有过什么樟木箱子。”

“都说’从来没听说过’。”

陆平川抬起眼。

窗外天已经黑了,城东那个方向,一片沉沉的墨色。

“郑总。”

“把这三个名字,抄一份给徐支队。”

“再抄一份,”他停了一下,“送到柳夫人手上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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